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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警察的黑暗世界

1998-05-17 来源:文摘报  我有话说

尹林标 编译

l991年2月24日,星期五,晚上8时许。阿瑟·科尔伯特迷路了。当时全世界的目光大都聚集在波斯湾,几小时前那里发动了地面战争,然而科尔伯特心里装着一个女人。今天晚上,他要幽会的情人,住在费城一个以犯罪和贫穷著称的街区。但是科尔伯特找不到她的房子。接着,他碰上了好运,或许他是这么想的。一辆警车在这个街区来回转悠,科尔伯特走下他的丰田轿车,前去问路。在这辆警车里,坐着两个便衣警察。一个披一头长黄发,长得稍瘦,下巴方棱出角,此人便是这个街区大名鼎鼎人见人怕的布朗迪。另一个矮小的黑发警官叫汤米·瑞安。科尔伯特迄今心有余悸,他回忆说:“我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去了一个错误的地方。假如我在科威特的话,恐怕情况还会好些。”

对于科尔伯特和费城警察局来说,一个噩梦就要开始了。这个噩梦所暴露出的警察腐败,最后导致费城9名警察被捕,几十名警察受到审查,160名错判的囚徒被释放。他们全是恶警察腐败劣迹的受害者,一度被粉饰为警察的光辉业绩。

像残酷的俄式轮盘赌一样把枪口对准平民

科尔伯特不知不觉中走进了一个被一个流氓警察所控制的地盘。当24岁的他走近这辆警车时,布朗迪和瑞安也走下警车,向他迎来。“你在这儿干什么,黑鬼?”据科尔伯特回忆,其中一个警察问。在科尔伯特作了解释之后,这两名警察不分青红皂白把他架住,又把他按倒在地,并且搜了他的汽车。“你们在做什么?”科尔伯特问,他懂得法律。“你们凭什么搜我的汽车?”两个警察都没回答。

没有搜到任何东西,布朗迪和瑞安给科尔伯特指了路,说他的情人住在下一个街区。几分钟后,当科尔伯特和他的情人准备开车离开时,这两个警察又出现了。他们先叫女人“走开”,然后给科尔伯特戴上手铐,说他像一个名叫哈金的毒品贩子。按照法律程序,他应该被送到相距不到1公里的第39区警察分局登记立档。但是,科尔伯特不是在按法办事的地皮上,他是在布朗迪的手里。因此,他没有去第39警察分局,而是被带到了安大略街1518号,一幢衰败失修的三层楼房屋,这是警察分局暗设的一个密点,时常用作引诱罪犯上钩的毒品窝。

科尔伯特一进这幢房子,就被带进一楼一个三四米见方的密室。他被按在一把椅子里,双手仍然铐着,遭到了一顿拳头、警棍和一枝长柄手电筒的毒打。“我们试图逼迫他招认他是哈金”,布朗迪说。

在第39区,布朗迪是一个恶贯满盈、臭名远扬的人物。他抓人时从来不问有无证据,抓来了就用一种类似俄式轮盘赌的方式威胁恫吓。科尔伯特也是在劫难逃。布朗迪手拿一把左轮手枪,叭嗒叭嗒地对着科尔伯特的额头扣动扳机,现在他说那枝手枪是空的,没有子弹。“如果你不说我们想要的东西,我就开枪把你的脑袋打烂。”他说。科尔伯特不肯就范。直到现在,布朗迪仍在为他的这种残忍手段辩护。“我认为这比较人道”,他说,“总比打人伤害小些。而且,这个办法常能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但是,这次他没能得偿心愿。

然而,这两个警察深信他们抓到了哈金,因此把科尔伯特带到了警察分局。在那里的一个审讯室里,他们又给了他一顿更加凶狠的毒打。“我们想换一个地方可能有效”,布朗迪说。但是仍没有用。科尔伯特不是哈金;而且他不肯说他是。到后来,瑞安和布朗迪拿了科尔伯特的房门钥匙,离开他们的辖区,到切尔滕内姆的近郊,搜查了科尔伯特的公寓。他们没有找到任何涉及犯罪的证据,于是返回警局后把科尔伯特放了。至此,科尔伯特已度过了恐怖的6个小时。“再让我们抓到”,科尔伯特记得布朗迪威胁说:“我就宰了你。”

一个小错误使两个警察暴行大白于天下

那天晚上,这两个警察犯了一个小错误,一个使他们的帝国唿喇倾覆的差错:他们没有归还科尔伯特的驾驶执照(瑞安把它扔掉了)。科尔伯特准备搬到底特律去居住——现在他受聘在那里当社会工作者。他要用他的宾夕法尼亚州的驾驶执照去申请一张密执安州的驾驶执照。因此,科尔伯特第二天战战兢兢、惶恐不安地回到了39区警察分局。“一个黑人正在这里向一个白人中尉抱怨两个白人警察”,约翰·加拉格尔,那天的值班督察回忆说。“他是鼓起勇气来警局的。”

加拉格尔几乎成了这个地区的英雄。对于他来说,这里也不是碰不得的禁地。“一段时间以来”,他说,“我已听到好几个老百姓来控告警察了。显然,大部分属于添枝加叶夸大事实,有些纯属编造的谎言。”但是,科尔伯特有鼻子有眼的叙述,给加拉格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曾在一档电视节目上听一个心理学家说过,假如你把情绪激动的人带进一间刷成粉红色的房间,他们会镇静下来”,他说,“我刚把这间临时拘留室漆成粉红色,科尔伯特根本不可能知道,除非他到过拘留室。科尔伯特所说的太恐怖了”,加拉格尔说。“老百姓挨打是常事。谁听了都会习惯的。但是,科尔伯特的遭遇太令人震惊了。”

科尔伯特不知道两个警察的名字。警察局里也没有他被捕,或者曾经来过的任何记录。但是,加拉格尔很快搞清楚了:瑞安和布朗迪。然而,就是有了科尔伯特的证言,还是过了一段时间,布朗迪和他的一些同党才被缉拿归案,而这还是因为遇上了一个机会,才得以实现。毕竟,没有任何白纸黑字的证据。

帮了忙的,是另一起案件,一起发生于4800公里外的警察打人案。科尔伯特被打几天后,美国公众的眼光从科威特移到了洛杉矾,罗德尼·金遭到一帮流氓警察的残酷毒打。一连好几个星期,全美各地警察都在反省罗德尼·金的恐怖遭遇。费城警察局进行的内部自查,促使各警察分局局长作出了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不能再掩盖了。于是,他们向当地新闻报纸公开了瑞安和布朗迪的照片。他们两人已在调查期间被勒令停职了。一时间,对这两个警察的指控,如潮水一般,向警察局和报界铺天盖地地涌来。他们滥用权力的情状已昭然若揭。同时,街头巷尾流传的消息,也推动了此案的调查,调查结果直接导致了布朗迪和四个同伙锒铛入狱,他们五人未经审判,都表示服罪认罚。政府主张予以宽大处理,但是,法官不为所动,给他们判了重刑。“你们把民权法案粉碎在泥沼里”,他忿忿地说。

在费城,一个人可以同时充当两个角色:警察和强盗

42岁的布朗迪,看上去根本不像人们想像中的坏警察;相反,他与身材修长、肌肉发达的警察楷模肯特·雷德福,倒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布朗迪的父亲是费城的一间酒吧的业主,母亲是国内收入署的职员。他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从红衣主教瑞安中学毕了业,但他从来不想上大学深造。“除了姑娘和聚会”,他解释道,“我对学校一点儿也不喜欢。”他曾想当消防队员,但是没有通过考试。“数学太难了”,他说:“警察考试比较容易;所以我就成了警察。”

1977年初,布朗迪宣誓当了警察。他所进的警察局,警察腐败久已有之。有一个广为流传的笑话,说费城的小孩子玩游戏,可以一人同演两个角色:警察和强盗。这可是真的,尤其在70年代。当时的市长是前警察局长费朗克·里佐。他许诺,假如他竞选成功,“一定把蛮汉变女人。”“对待罪犯的方法”,里佐解释说,“就是把他的脑袋砸烂。”里佐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据一个提交美国司法部的调查报告表明,在里佐任市长期间,尽管单个费城警官所逮捕的人数,并不多于纽约警察,但是他们向逃离非暴力现场的手无寸铁的公民任意开枪的几率,却是纽约警察的37倍。

布朗迪在警察学院学了14个月。“在那里,大部分时间是接受武器和急救训练,还有就是听战争故事。”他说。“像合理根据这种内容,他们只教了一点儿——只能说他们教过了——但是,他们的意思一清二楚:当警察,你就得到街上去跟老警察学。他们说,你必须明白,现实中的警察,跟你在警察学院所学的,根本是两码子事情。”

事实的确不一样。布朗迪当警察的第三个星期,便与一个老警察搭档,第一次逮捕了一个人;他抓的是一个强奸嫌疑犯。“根本是牛头不对马嘴的”,布朗迪回忆说,“广播电台里对嫌疑人所穿衣服的描述,与我们抓的人所穿的衣服完全不一样。那人说,他只是站在他家的外面,而且事实上他说的是真话。可是受害者指认了他。所以我们把他带走了。她太歇斯底里了;她会指认任何人的。”当布朗迪大叫大嚷审问这名嫌疑人时,老警察叫他“别吭声,看着学。”后来,他就看着老警察篡改原始的陈述笔录,使之与这个嫌疑人的情况相一致。结果,这人被关了8个月,直到受害人推翻了她的指认。

“我们感到的压力是,上级老要我们出成果,鼓干劲,多抓人”,布朗迪如今说。“这种压力都是量化的,就像越南战场上的死亡数字。其次才管你是否抓对了人。”

布朗迪学了许多,而且学得很快。把嫌疑人屈打成招吗?好的。从坏人那里偷东西吗?不成问题。但是,他也学到了,即使在这个世界,也有其自身的规则。“首先,这只限于贫民区。在上等地区,如果没有正当理由,就决不可扣人。”他说,“其次,不要接受贿赂,让一个犯罪组织继续存在。第三,不要给一个清白无辜的人栽赃陷害。”布朗迪说,他和他的手下,从来不对清白的人“栽赃”。他坚称,假如他是那种警察,“那我们会把毒品放到科尔怕特的身上,我现在也用不着坐在铁栏后面跟你说话了。我们只要伪造一个他与我们的对话笔录,就能轻易过关没有事情了。”但是,布朗迪说,除了这些规矩你不可逾越外,“至于你如何抓坏人,如果他真是的话,那是你自己的事情了。你的工作是去把他抓住。就这么回事。”

喜欢动武的警察

在大多数人员庞杂的警察局,只有很小一部分喜欢动武的警察愿意做这种苦差使。其他人只是在出勤卡上签到,有人呼叫就应付一下,然后就是等待退休领取养老金了。“许多人当了一辈子警察,一个人都没有抓过”,加州圣何塞市的一位前警察局长约瑟夫·麦克纳马拉说。“每个警察局都有,而且必须有一小部分喜欢动武的警察,他们是清除街头罪恶的依靠力量。”

要找几个喜欢动武的警察,这并不难。在费城第39区,人们很快知道,布朗迪就是这样的一个警察,一个即使你没有犯罪,也会把你杀死的人。其他警察在这个街区巡逻时,可能会遭到砖头,甚至石头的袭击。但是,布朗迪和他的一伙人开车出现在这个街区时,街头巷尾立即寂静无声了。“碰上这帮家伙,算你倒霉,准被他们揍个半死”,科里·布朗说。他现在就住在1991年科尔伯特遭打的那个房子里。“我和布朗迪打过交道。他以非法持枪的罪名把我逮捕起来。不过我还算幸运,被担保获释了。我有持枪证。”但是,更重要的是,布朗说,“甭管他们如何干的,你还不得不承认,布朗迪和他的一帮人把许多最丑恶的东西控制在这个地区。”

在很远的那个联邦监狱,布朗迪不记得布朗了,但他有他的说法。“你必须每天显示出,谁是老大”,他用那种在第39区很出名的冰冷、简短的腔调说,“在那种地方巡逻,你不能与居民客气,过去不能,现在也不能。”

但是,许多居民是“友善”的,他们是那些最强烈要求警察去整治犯罪的人。“上司们会从社区会议带来一系列的抱怨,然后我们就被派去处理,只是把事情办掉”,布朗迪说。警方的督察们,布朗迪说,同样也有其他的压力:“到了警察局副巡官这个级别,再往上升,大多得靠警方和政界的熟人来提携。你能告诉我,你什么时候听到一个政客说过,他曾经对那些侵犯毒品贩子的民事权利的警察动过真格的?”

而现在蹲在监狱里服刑的布朗迪又是如何认为的呢?他对他的所作所为依然没有忏悔之意:我们没有发明一套既可以做这个工作又可以蒙混过关的方法。我们只是承袭老一套的做法。我们只是这套做法的守护人。现在轮到别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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